弗拉基米洛夫發送的電報和呈遞的報告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斯大林的政治決策。斯大林對中國的領袖們並不信任，認為他們只是暫時和在某種形式的壓力下才同意與蘇聯的結盟關係，而且，這種關係還常常留在了紙面上。
據弗拉基米洛夫觀察，毛澤東對斯大林是一種複雜的心態，從外表看來，他對斯大林過於尊重甚至是敬仰，但另一方面又有責怪和不滿之處。當蘇聯遭受德國軍隊的入侵、在戰場失利的情況下，毛澤東和他的支持者們對蘇聯表示不滿，認為蘇聯沒能供應武器、或者沒能如他們的願望供應武器。此外，毛澤東使用這些武器與其說是與日本作戰，還不如說是為了在國內奪權而與蔣介石進行鬥爭。
1941年7月，莫斯科向中共提出要求，在蘇聯邊界對集結的日軍進行打擊，尤其要摧毀鐵路的正常運轉。。。但是，中共領導人卻並沒有去完成這樣或那樣的任務。弗拉基米洛夫這樣寫道。他認為，對於中共領導人來說，重要的是有可能在特區偷安整休。這種的逃避需要付出甚麼樣的代價、以及世界革命運動的未來如何解決是無所謂的事情。
1942年7月29日，弗拉基米洛夫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對蘇聯領導人做出輕蔑的回應。關於斯大林，他在不掩飾輕蔑的態度時宣佈：‘他不瞭解、也不可能瞭解中國，但他卻對所有問題進行評論。他關於我們革命的所謂方針都是荒誕的廢話。’而且，中共中央主席本人對蘇聯的印象也非常的模糊。他從未到過蘇聯，我感覺，他還以此為榮。弗拉基米洛夫強調說。所有發生在我國的一切，他都不感興趣。他只對蘇德戰場的情況感興趣。在1949年10月到12月莫斯科保衛戰戰事正酣的時候，中共中央主席宣佈：‘你看，斯大林的空談到了甚麼程度，再無退路了！看一下，這位領袖現在莫斯科如何空談’。”
1942年9月到10月，來自莫斯科的聯絡員根據自己對前線的觀察認為，中共與日本侵略者的戰爭帶有強烈的消極特性。這不是正規軍的戰爭，而是一些游擊隊的戰爭。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將日本侵略者捆綁在北部地區方面沒有採取甚麼有效的措施，這是不爭的事實。莫斯科所有關於向中共領導人發動阻礙日本人侵蘇戰爭方面的請求都無果而終。
1943年2月，弗拉基米洛夫得出這樣的結論：“毛澤東將蘇聯不是看成是意識形態的盟友和朋友，而是看成一個可以最大限度利用的同路人。” 弗拉基米洛夫還寫道：“中共中央的負責同志針對蘇聯的態度也讓人感到驚奇。總是隱藏著不滿，認為蘇聯不向特區提供武器、彈藥或者其它各種各樣的物品。在這方面，他們或者不明白或者不想理解，我國人民正在開展歷史上極為殘酷的戰爭，蘇聯人民在流血，蘇聯的經濟遭受了重大的損失。。。對於蘇聯來說，提供任何的幫助，都會加大負擔，而且，在沒有這種負擔的情況下經濟也幾近崩潰。但延安，卻將蘇聯看成是一個無底的大桶，可以從中汲取、而且需要從中吸取各種形式的物資。但即使在這些困難大的年代，我國也向中共領導提供了數量龐大的外匯幫助。這種幫助是竭盡全力的幫助。我本人是此類援助活動的見證人。毛澤東是非常清楚這一點的。他本人就曾獲得過數目龐大的資金。。。”
當蘇聯在與德國進行的戰爭中取得一些勝利的時候，毛澤東馬上做出了反應。1943年11月，他下令改變對蘇聯駐延安代表的態度。弗拉基米洛夫回憶道：“我們的紅軍越是取得勝利，中共領導人就越是不斷地對與蘇聯的友誼進行著保證。每一天我都能聽到各種祝詞，但這些發表祝詞的人昨天還在對我們的困境進行著嘲笑。而康生也馬上取消了對我的監視。。。”（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真實姓名是弗拉索夫。弗拉索夫出生於1905年，1938年，他從莫斯科東方大學中文科畢業。他曾經以塔斯社的記者身份在中國工作，同時，他還肩負共產國際和蘇聯特工部門交付的任務。他在中國的姓名是孫平，於1952年去世。）
京公網安備11010502053235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