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俄新社記者馬克·本涅茨
我在莫斯科市區的一家印度飯店內採訪了安娜·查普曼。2010年夏季，查普曼曾因所謂的“俄羅斯秘密特工”罪而在華盛頓被捕，並見諸報端，名譟一時。
儘管身為美俄在維也納“間諜交換”戲劇性行動中的一員，查普曼極少淡出新聞視線，但現年30歲的她非常不願直面媒體。
“我不需要宣傳炒作自己。”她說道，拿起一塊兒科爾馬羊肉，“我又不發行唱片。”
我對查普曼的專訪在反對派抗議普京當選總統的活動結束幾個小時後進行。查普曼對普京的支持廣為人知，在她返回莫斯科後，她曾參加了普京為遣返特工舉辦的卡拉OK晚會。
當我提起這個話題時，查普曼說道：“普京是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俄羅斯需要的正是這樣的領導人。”
很少有人知道，自從查普曼在倫敦北部定居之後，她便喜歡上了印度料理。“我不喜歡辛辣食物。”她坦言，“我學會了每次就餐只點一道菜。”
但我們坐在這家印度餐廳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談論普京或者咖喱。
查普曼非常樂意談論她創立的“有權微笑”慈善基金會，該基金會旨在幫助她的家鄉伏爾加格勒（原斯大林格勒，位於莫斯科以南900公里處）的盲人，包括盲人孩童。
一次在莫斯科舉行的會議上，查普曼結識了已經步入晚年的瑞士制表商雅典表（Ulysse Nardin）總裁羅夫·史耐德(Rolf Schnyder)先生，並在他的鼓勵下開始從事慈善事業。她回憶說：“他鼓勵我不要擔心任何事情，只要去做就好。”用於慈善事業的大部分資金來自於那款專門設計的"紅色妖姬"雅典表（Lady in Red）銷售進款。也許是巧合，我們見面那天，查普曼也身著紅色裙裝。
查普曼回國迄今已近兩年，其間她曾擔任過一檔電視節目的主持人，為男性成人雜誌Maxim（俄羅斯版）拍過封面，並為支持克林姆林宮的青年團體“青年近衛軍”工作。
她也是風險投資業報刊Venture Business News的總編輯。該雜誌曾報道俄羅斯總統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倡導的斯科爾科沃項目，也就是俄羅斯正在打造的“下一個硅谷”。
但或許只有慈善事業才激發了她的興趣。
她說：“自從被捕遣返回俄羅斯以後，我變得不那麼自私了。我應該做些不只是為自己謀利的事情。”
她接著說道：“我正在試圖打破人們認為在俄羅斯無法開展慈善事業的陳舊觀念。當我在英國和美國生活的時候，我身邊的所有人都投身於慈善事業和公益事業。”
查普曼指出：“但在俄羅斯，慈善事業的名聲卻非常壞。沒有多少人從事這項工作。即使人們做這項工作，通常也只是為了一些錯誤的原因，比如說，為了公關形象。就像對腐敗現象一樣，人們對慈善事業也充滿了疑慮和不信任感。”
而在查普曼傾向於躲避媒體採訪的同時，她也敏銳地意識到，如果需要把她的慈善活動放在聚光燈下的話，那麼自己的名流形象會是一個顯著優勢。
“我根本不喜歡做媒體的寵兒。”她說道， “但我理解，我應該利用這一點去造福其他人，這才是我為何一直這麼做的原因。”
“做媒體的寵兒對我個人的私生活有百害而無一利。”她補充道，“我不能和任何人約會，尤其不能在公眾場合約會。你知道嗎，我不喜歡將我的私生活公之於眾。”
與查普曼會談真是一種奇怪的體驗。與她廣為人知的調情賣俏、工於心計的性感尤物形象不同的是，她在我的面前表現的極為正常普通。她也非常重視保護自身隱私，這是立刻就能看出的明顯事情。
查普曼最近成為紐約一份雜誌長篇報道的採訪對象。她說，這是為了彌補因“拒絕採訪、拒絕回應，利用一點想象而造成事實真相的缺失”。無疑她對媒體的不實報道極為警覺。
“有大約一年的時間，我對自己創辦慈善基金會救助伏爾加格勒兒童的事宜只字未提。”她說道。“媒體報道說我將參與議會選舉，儘管我從未宣稱自己這麼做。人們肯定會認為我參與慈善事業是為了個人的公眾形象。”
媒體報道稱，在2011年12月的議會選舉活動中，查普曼被建議作為普京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的候選人參加國家杜馬選舉。但她拒絕透露她是否曾被試探會否參選。“那是個政治問題。”她微笑著回答道。
查普曼意圖幫助伏爾加格勒盲人社區的計劃進展並不總是很順利。這項打算在伏爾加格勒安裝帶有盲人過街語音提示器的交通信號燈項目與俄羅斯臭名昭著、官僚習氣盛行的官場作風相衝突，或者是如她所說的“噩夢般的官僚體系”。
“最終我們只能安裝8套帶有盲人過街語音提示器的交通信號燈，我們不得不向盲人徵詢意見，問他們最需要在哪些地方安裝。”
“你能想象一些更簡單的事情嗎？”她憤然問道。“安裝工作竟然耗費了9個月的時間，因為我們需要在伏爾加格勒的各個部門之間協調磋商，來回奔波。如果我與伏爾加格勒的市長不相識的話，我們這項計劃壓根無法實行。”
查普曼和她的團隊還在嘗試著開展一項檢測計劃，為伏爾加格勒轄區內年齡7歲以下的兒童可能存在的視力障礙進行篩查。但這個項目至今也無法實行。
“官員們都忙著選舉。”她嘆氣道。
但是這並不只是伏爾加格勒視力障礙人士面臨的窘境，連莫斯科市殘障人士的基礎設施也非常缺乏。
“是的，俄羅斯大多數殘疾人的生活非常艱難。”查普曼嚴肅的說道，“但是這種現象正在迅速改變。”
試圖讓捐款人打消他們所捐善款用到實處的疑慮進行的也不順利。
“我們想讓捐款給我們慈善基金會的人看到他們花錢的結果。我想讓一切都完全透明。”她解釋稱，“因此，我們想讓接受過眼部手術的孩子直面鏡頭道出實情，但是許多孩子的家長反對這樣做。”
“他們擔心我們會以某種方式把視頻片段派做它用。”查普曼說。“但我並不埋怨他們，因為以往沒人曾向他們施以援手。”
查普曼也吸引了一些俄羅斯明星參與到她的慈善組織中來，其中包括一個“不可思議的例子”——在格魯吉亞出生的患有先天眼疾的流行音樂明星季阿娜・古爾茨卡婭。她熱心的說道，“古爾茨卡婭開設失明兒童大師班，並對他們十分鼓勵”。
查普曼還透露說，她花時間為莫斯科及其周邊地區的失明兒童家庭提供幫助。我想知道這些被查普曼探視的孩子是否瞭解這位最近幾年被世界各國媒體競相報道的女性。我好奇他們是否知道這位女訪客的真實身份。
“不知道。”查普曼笑道。“他們不在乎。我對他們而言就是安娜。”
京公網安備11010502053235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