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在文化邊緣狀態的人群

作者：俄新網記者黃軼男

很久以前，我讀過雷馬克寫的《凱旋門》。這本書沒有《西線無戰事》那樣有名氣，但是我想，這決不是因為它寫得不好的緣故。而且讀書不是買股票，不能可著有潛力的先來。當時我比較感興趣的就是書中主人公的個人命運，很佩服他流亡巴黎時生活的勇氣。後來又看了亨利·米勒自傳式的《北回歸線》，也是發生在巴黎的故事。儘管那裡有一些所謂烏七八糟的東西，但我同樣欽佩主人公那樣說話的勇氣。所謂欽佩，不是為別的，至少對於處在邊緣的人來說，能有這樣的勇氣難能可貴，至少我怕是做不到的。

人在邊緣，是一種令人遺憾的生存狀態。如果拋開物質和制度層面，單獨就精神和意識層面而言，作為文化載體，人離開了原有的文化土壤，只能逐漸枯萎以至凋零。長期處在邊緣狀態的人群，最後的生存狀態只能是兩個字--活著。像納博科夫寫出《洛麗塔》這樣的成就，只能是移植到另一個文化土壤上成功的個案。處在邊緣的人群大多都有融入主流社會的願望，但多數情況下這扇大門是緊閉著的。為了生存，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就是建立自己的小社會。比如唐人街。

我的很多朋友都建立了跨國婚姻。這些婚姻很多以失敗而告終，失敗的根本原因恰恰不是因為語言障礙和性格不合--深層原因還是因為文化背景的不同。如果我們住在一個小村子里，村東頭的小伙娶了村西頭的姑娘做老婆，兩個人不會有文化背景上的爭執，甚至甚麼時候應該拉燈繩睡覺都用不著商量。雖然有時候地球也叫做村子，可是這個村子畢竟還很大，從東邊到西邊的距離還很遠。這件事說明，如果兩個人在甚麼時候拉燈繩睡覺這個問題上不能達成一致，那麼顯而易見，完全接納另一種文化很困難，因為與生俱來的文化烙印不可能被磨滅。

由於存在著社會角色的預設，我們總是把處在文化邊緣狀態的人群歸入到弱勢群體里。比如一個年輕姑娘到飯店來找工作，老闆腦子里的第一個想法就是讓她做服務員，而另一位歲數大一些的大媽只能到後廚去刷碗，雖然老闆還不清楚這兩個人到底會幹甚麼。這樣做不是沒有道理，但是這裡忽略的一個基本事實是：這些處於邊緣狀態的人群只是在一定條件下才處於邊緣狀態。俄羅斯有一位很有名的歌唱家，叫做瓦赫坦·基卡比澤。基先生是格魯吉亞人，說話帶有很重的格魯吉亞口音，就像斯大林那樣，但是這沒妨礙他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有一次我看到他的採訪記錄，他當時說了一句話，大意是說如果一個人俄語說得不好，你不要就因此以為他是個笨蛋--他還會講自己的母語。如果基卡比澤生活在格魯吉亞，他講出這樣一番話來，就會叫人覺得很驚奇。因此我覺得，他的話應該是有感而發。

拉燈繩睡覺的那個問題，通過協商或者強制手段解決是不行的。用強制手段改變人生活方式的想法，在兩口子之間還好商量，大不了互相瞪眼吵架，拍桌打凳的鬧一番；放大到整個社會範圍就很危險。故而在一個開放和多元的文化氛圍里，處在文化邊緣的人群不應該有孤獨感，就是一群人處在汪洋大海的一個孤島上的那種感覺。如果這一群人執意要把自己流放到孤島上，和外界隔離開來，那就有一定的說明意義了。據我的觀察，現代中國的社會里，已經很少有這種現象存在。這至少是社會前進發展的一個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