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勞工組織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專家們認為，由於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後出現的危機，數百萬兒童面臨受剝削的威脅。在此情況下值得指出的是，從2000年開始，全球童工數量減少了9400萬，20年來首次出現了童工使用率上升的危險。
首先，這與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貧困率上升有關，發展中國家家庭被迫尋找各種途徑生存下去。國際勞工組織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專家們擔憂，其中一個途徑可能是使用童工。他們還指出，由於各國實施居家隔離政策，全球130個國家數十億兒童失去了上學的機會，但即便是到了兒童返校的時候，也不是所有父母都會放孩子去上學。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數據，截至目前，全世界共有1.52億名兒童和少年被當作童工使用，這佔5到17歲孩童的十分之一，其中6200萬名童工生活在亞太地區。
接受俄羅斯衛星通訊社與廣播電台採訪的俄羅斯和中國專家認為，亞太地區童工使用率上升的風險是最小的。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東南亞、澳大利亞和大洋洲研究中心主任德米特里·莫夏科夫表示：“至於東南亞，這裡的國家都是新興經濟體，擁有經過修訂的法律體系和勞動關係體系。當然，那裡存在使用童工的現象，但這未必會構成新的問題。自然，我們不知道新冠肺炎大流行會如何發展下去，可能會向極其負面的方向發展，但屆時將出現有關經濟增長和存在更合理經濟的問題。在上述具體條件下，我看不到童工增加的威脅，因為整體而言，這些國家存在相當穩定的法律制度，也擁有相當多的熟練工人。”
此外，莫夏科夫認為，東南亞國家的新冠肺炎疫情比拉美國家或意大利輕得多。雖然經濟問題相當重要，但這多半與全球貿易和疫情背景下的全球整體危機相關。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楊保筠也指出：“出現童工的一個很重要因素就是需要廉價勞動力。童工通常比成年勞動力價格便宜，且不會產生罷工等糾紛。在疫情使不少成年勞動力失去工作的情況下，他們將更加願意從事報酬較低且辛苦的工作。若是成本差不多，企業恐怕並不會冒風險去雇傭童工。我個人認為，對於疫情所造成的影響，我們更應該擔心東南亞國家兒童的教育問題。因為該地區本來教育水平就比較低下，現在疫情使更多的孩子喪失了受教育的機會，這實際上才是對孩子身心各方面造成更大影響的一個值得擔憂的因素。”
楊保筠還強調：“新冠疫情對東南亞各國的經濟造成了相當大的衝擊。那麼實際上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東南亞地區是否會因為新冠疫情而造成貧困化加劇，進而導致童工現象的復活或趨於嚴重。然而這一問題我們目前還無法做出判斷，畢竟疫情尚未結束，之後的經濟發展誰也無法預測”。
楊保筠還指出，東南亞地區確實還存在著童工現象，各國由於發展水平、文化等因素不同，童工的比例和嚴重程度也不盡相同。歸根結底造成這一現象的最主要原因還是發展和貧困問題，因此扶貧或消滅貧困是最終解決童工問題的主要手段。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東南亞各國都關注到了童工問題以及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在努力地發展經濟並採取各種措施，包括從法律層面來限制童工現象。
包括大型國際組織和地區社會政治機構在內的國際社會定期關注剝削童工的問題。比如：2019年年底，亞太地區15個國家的政府、雇主和僱員組織代表，以及其他地區性機構代表在大會上制定了打擊強制童工問題的計劃。儘管問題嚴重，但莫夏科夫呼籲不要忘記亞太地區國家的一些文化特徵，其中包括：和其他國家相比，這裡的孩子很早就不被看作孩子了。
莫夏科夫指出：“在一些文化中，16歲的少年還被認為是孩子；而在其他文化中，12歲就被認為是能夠養家糊口的成年人。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需要考慮當地實際情況和傳統文化，只是這裡的孩子開始掙錢的年齡比歐洲早得多。東南亞所有國家幾乎都存在這種情況——柬埔寨、泰國、印度尼西亞——孩子們開始掙錢的時間要早得多，而且基本都是這樣。”
京公網安備11010502053235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