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3 2019年11月23日
20世紀的中俄關係:通向睦鄰的艱難之路

中方拒絕接聽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電話

20世紀的中俄關係:通向睦鄰的艱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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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繼續向您介紹外交家和中國問題專家顧達壽(Rishat Kudashev)先生的回憶錄。在某次談判中,毛澤東受到了批評,按照時任部長會議主席的阿列克謝·柯西金的看法,中方曲解了蘇聯的政策。柯西金當時說:「總的來說,在反帝鬥爭中,看不到你們的行動。」這番話是對毛澤東政策非常嚴厲的評價。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人和他用這種口氣說話了。因此,毛澤東沒有忘記這點也不想原諒柯西金。這樣,恰逢時機,毛用自己的方式進行了報復,甚至拒絕和柯西金通電話。顧達壽先生這樣認為。

在20世紀60年代末,蘇共與中共之間、蘇聯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緊張到了白熱化的程度。1969年春,在中蘇邊界遠東界段的達曼斯基島島(中方稱珍寶島)發生了武裝衝突。當時任蘇聯政府的阿列克謝·柯西金對此非常憂慮。他在高級黨務會議和國務會議上多次提及,有必要採取措施改善兩國之間的關係。

在1969年7月的某一天,顧達壽被叫到了克里姆林宮。在自己的辦公室里,柯西金說,想與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通電話,向他闡述自己對於蘇共與中共、蘇聯和中國之間現階段關係的看法。柯西金主席指了指放在桌子上的電話機。這是一部載波電話,可以為雙方的通話加密。我撥通了接線員的電話,要求接通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與北京的電話。過了一會,莫斯科與北京之間的電話接通了。顧達壽先生回憶道。

當北京那端有人接起電話時,我說,我是翻譯顧達壽,根據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的委託打電話。我向她說,柯西金想和毛澤東主席通電話。中方的女接線員起身向甚麼人進行回報,電話機並沒有切斷,可以聽到裡面說話的聲音。一個男人向這位女接線員說,怎麼,你自己不能回答嗎?!主席不想和蘇聯人通電話。稍晚一會,女接線員用嚴厲的口吻回答說:"我不能為您接通您需要的電話。"然後,她撂下了話筒。

顧達壽三次試圖完成蘇聯政府首腦的通話請求,但都毫無結果。在第四次通話的時候,甚至沒等他把話說完,在北京那一端有個男人的聲音嚴厲地回答說:"我們的毛澤東主席無論如何也不會與蘇聯修正主義通話的。"然後,他還說了一些粗魯的語言。

據顧達壽回憶,他情緒地聽到北京那個男人說:"毛澤東主席不會與柯西金這個臭雞蛋通話的。"按照中國人的理解,這樣的罵人話在一般情況下是不能說出口的。當然,顧達壽沒有將這句話翻譯給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只是說,那位接電話的男人說出了一些粗魯的話語。

我把與北京的通話進行了簡短的記錄。然後走到柯西金那裡把通話記錄交給他。我感覺到,主席對此非常的憂慮。對他來說,中國人的行為方式是很難理解的。而且,通話還涉及到蘇聯最高一位領導人的自尊。我知道,對於中國人來說,他們採取這樣斷然拒絕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儘管柯西金為緩解中蘇關係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他忍住了。但是,中國領導人並不沒有對柯西金、勃列日涅夫和赫魯曉夫進行區分。我認為,他們這樣做的原因在於,毛澤東從總體上來說對蘇聯採取了簡單的不能容忍的態度。至少,中方不想改變現階段的局勢。

過不了多久,我又有幸為柯西金主席做翻譯。顧達壽先生繼續回憶道。

1969年9月上旬,越南共產黨主席胡志明去世,柯西金去河內參加他的葬禮。按照柯西金的指示,我被列入到代表團名單中:柯西金希望在河內能夠與中國領導人舉行會晤。儘管毛澤東拒絕與他進行談判,但柯西金希望,能夠和周恩來就某些問題達成共識。他認為,在與中國總理平等的基礎上可以進行談判,消除蘇共與中共之間的矛盾,使兩國關係正常化。可以說,這是柯西金河內之行的第二個目的。這樣,通過蘇聯駐北京使館聯繫,希望中方安排總理之間的會晤。

在河內,蘇聯方面沒有等到中方同意在北京舉行會晤的消息,這樣,柯西金飛回了蘇聯。當代表團飛到伏龍芝市時,顧達壽繼續回憶道,中國領導人最終同意在北京舉行總理級會晤。在經過長途飛行後,大家稍事休息,以柯西金為團長的代表團當天從伏龍芝飛往伊爾庫茨克,1969年9月1日早晨飛到了北京。根據中方提議,兩國總理會晤應在1969年9月11日在北京機場舉行。舉行談判的情況如何,我們將在以後的文章中進行介紹。

(顧達壽先生生於1929年,曾在蘇聯外交部和蘇共中央工作過,擁有退役特命全權特使職銜。他精通中文、曾經在邊界和其它國家談判中擔任政府代表團翻譯。他本人和很多中國領導人見過面,其中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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