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蘇聯已經對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立場問題開始進行重新評價。在1986年5月稍晚的時候，在蘇聯外交部一些負責人的秘密會議上，戈爾巴喬夫曾經宣佈，對我們來說，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睦鄰關係和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同樣重要。很快，為總書記訪華一事開始進行具體的籌備工作。據在北京時任特使參贊的弗拉基米爾·費多托夫回憶，他本人有幸參與了這一進程。
訪問是在預設的1989年5月15日到18日進行的。對於蘇聯駐北京使館的所有工作人員來說，這次訪問堪稱是一件讓大家亂成一團的大事。首先，時任蘇聯外交部副部長的羅加喬夫（羅高壽）率領的工作組抵達北京，對最終的聯合公報文本進行“精加工”。然後，一整隊的保鏢、通訊人員、醫務人員和其他專家也紛紛抵達。
據費多托夫回憶，北京從4月份開始的難以預見的學潮使戈爾巴喬夫的訪問變得異常複雜。在蘇聯最高領導人訪問北京的日子里，天安門廣場變成了真正的“人民的海洋”。有鑒於此，戈爾巴喬夫不得不更改自己告別新聞發佈會的地址。很明顯，中方接待戈爾巴喬夫的活動家們感到非常的窘迫。
按照北京方面的禮賓要求，如此高規格的官方代表團正式會晤不是在機場、而是在人民大會堂前廣場舉行。但是，因北京爆發的學潮致使與戈爾巴喬夫一行的會晤只能在機場進行，並且整個過程顯得即匆忙又簡短。
當戈爾巴喬夫走出專機，給人留下了非常深刻而又美好的印象。據弗拉基米爾·費多托夫回憶，戈爾巴喬夫確實非同尋常，在中國發生嚴重社會政治危機的背景下，他依然精神飽滿、充滿善意，並對中國夥伴們表達出足夠的尊重。可以說，對談判進行總結的新聞發佈會，是戈爾巴喬夫所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中最富有內容和最富有色彩的發佈會之一。任何一位西方國家的記者都未能就中國內政的問題從他那裡抓住任何話柄，蘇聯總統總是能夠很自然地向他們建議，就這些問題可以從中國同行們那裡去瞭解。
顯然，本次訪問的核心會晤是和鄧小平於5月16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談判。那些喜歡究根問底兒的記者們發現，兩位領袖之間沒有擁抱，但他們握手的時間卻有一分半鐘之多。第二天，人民日報對這次會晤進行了通報。報道中引用了鄧小平的總結性話語：“忘記過去，開闢未來”。
會晤中，鄧小平對戈爾巴喬夫說，當天晚上，他應和趙紫陽舉行會晤，這意味著兩黨之間關係的正常化。在自己極為寬泛的談話內容中，鄧小平說，中蘇雙方在很長時間里所進行的鬥爭，根據近20年的經驗，可以說，雙方都對對方說了很多空話。同時，他還闡述了這樣的思想，似乎沙皇俄國從中國掠奪了15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蘇聯也曾“竊取”過一些中國領土。
據出席會晤的蘇聯參贊弗拉基米爾·費多托夫回憶，戈爾巴喬夫略帶警覺地聽著鄧小平大段的獨白，只是在對方略作停頓時才插上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關於不久前發生的一切，我們能夠感受到自己有錯誤和有責任的成分，至於那些相距久遠的事情，那都是歷史造成的。重新提起領土問題和再划邊界，將會引起世界動蕩和衝突。
鄧小平回答說：我說了這麼長時間，目的就是為了忘記過去。我說這些話，是想讓蘇聯的同志們明白，我們是如何理解“過去”的，在我的話中，究竟蘊含著甚麼。弗拉基米爾·費多托夫認為，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的會晤，意味著中蘇關係的完全正常化，這才是戈爾巴喬夫訪華的實質，至於其它方面，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頗值一提的是，戈爾巴喬夫曾否定了他隨行人員中一些極端顧問的建議。他們建議戈爾巴喬夫在天安門廣場向示威群眾發表演講。其實，在另外一個國家，如果這麼做的話，這種願望只能被看成是一種可笑的愚昧與無知。因此，後來一些俄羅斯報紙上曾經有過這樣的報道，說甚麼戈爾巴喬夫在面臨無事可做、快要退休的當口，在中國示威大學生的面前有要進行演講的強烈慾望。說甚麼，他很遺憾，沒能這樣做。我做為當事人，可以坦誠地說，戈爾巴喬夫在其中國之行中，沒有產生過任何這樣的絲毫願望。費多托夫回憶說。
費多托夫認為，那些曾向蘇聯總統建議因天安門廣場事件而取消訪問的人是錯誤的。中蘇關係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停滯與惡化，恢復關係的條件已經成熟，因此，無論如何也不能再推遲訪問了。他訪華的意義不在於參加談判，而在於要在最高層會晤上宣佈中蘇關係的正常化。戈爾巴喬夫赴華訪問的決策是正確的，而且，一切也已經瓜熟蒂落。那些堅持建議蘇聯最高領導人訪華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們，在兩個偉大鄰居關係的恢復過程中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本篇是《俄羅斯之聲》廣播電台“20世紀的中俄關係：通向睦鄰的艱難之路”系列欄目中的最後一篇。20世紀的中蘇、中俄關係，簡單中蘊涵著複雜、平靜中充滿了跌宕。兩個偉大鄰居，最終撥雲見日，在跌蕩起伏之中找到了通向睦鄰的友好之路。這些，都源於我們所擁有的這段共同歷史。我們希望，這些歷史直接見證人的回憶，能讓大家從另一個側面來感知、來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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