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列格·帕夫洛夫於1970年3月16日在莫斯科出生。中學畢業後，帕夫洛夫在一家商店做搬運工。一年後，他應召入伍，在蘇聯內務部中亞地區騎兵部隊服役。當時，他負責集中營保衛工作。這裡監押的是各類被判刑的刑事犯。在帕夫洛夫1994年出版的小說《官方童話》中對這段經歷有所折射。這本書是年輕作家的首部作品，並給他帶來了巨大的成功，同時獲得了同行的認可。
此後，《馬丘申事件》、《草原之書》和《醫院保安日記》等作品問世。有的時候，奧列格·帕夫洛夫的小說給人以悲劇之感，但同時也充滿了對人們的信任與愛戴。他的作品，常常引發爭議，甚至有抹黑周圍實際情況的指責。儘管作家不止一次重復指出，他距離意識形態很遠，他呼喚的是，要同情那些命運不濟、深陷生活谷底的人。
在奧列格·帕夫洛夫年滿46歲的時候，他已經是諸多文學大獎的擁有者，是同齡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書籍已經被翻譯成英文、中文、意大利文和斯洛伐克文。最近幾年，作家積極參與政治評論，題材主要涉及嚴肅的社會問題。同時，他還是文學批評家。
有關文學以及作家在當代世界中的作用，奧列格·巴普洛夫在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文學獎的頒獎儀式上講話中說得非常明確。這就是奧列格·巴普洛夫在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文學獎頒獎儀式講話的部分節選：
《我不為寫出來的東西感到羞恥。我的這半輩子，也就是20年，是經常從事文學寫作的20年。我確信，文學就像真理一樣為人們所需要。如果只有人是真理的來源，那麼在具體的生活情節中傳達人的狀況，我們就會瞭解到真正的、真實的真相。
而且如果我們想瞭解有關一個人的真相，那我們就應當瞭解全部真相，全面瞭解，不管這個真相對某人來說多麼不便、無用，或者痛苦。正因如此，作家應該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教人們撒謊的時候，就是在教人們以此拒絕獲得同情的權利。真理的每句話都具有拯救的功能，也就是說每句話都包含著拯救：某人被拯救的尊嚴、自由或者甚至生命。
我對此充滿信心，教會我們這一點的不只是一代俄羅斯作家，他們教我們甚麼是同情，如何理解善與惡。如果我知道、理解自己的人民、人民生活的某些方面，那麼我也是通過文學知道、理解的。文學培養我們的情感，也就是說文學在改變著人的自身。文學可以讓社會在道德上不安，也會給許多事情賦予道德的權力。
現在許多人覺得，沒甚麼可學的，也無法找到向之學習的人……人民的生活知識並不重要，不會讓人承擔任何責任……
我們是人，但是只有明白並感受很多東西，我們才可以為人。成為一個人之後，你得到的不是自由或幸福的權力，而是得到一個心靈。所以寫人就是講述他心裡的故事。文學的意義和良心，文學的心靈就是人民。避而不談俄羅斯文學的人民性，不再對人充滿同情。我在說90年代，那時給人們允諾的社會和經濟生活的更新變成了國家解體和貧窮。人民被要求付出代價，付出犧牲。數百萬盧布的損失，而且人們的意識中認為，這種損失的償還是不可避免的。為甚麼？理由是甚麼？但是沒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沒人回答這樣的問題。但是可以多少次毫不理睬普通人的苦痛呢？而且這不是給政府，而是給知識分子提出來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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