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和解振華此次會談對美中雙邊關係以及國際社會的其他地區都非常重要。美國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中國約佔全球排放總量的30％——每年超過100億噸二氧化碳。在美國排放佔比15％。顯然，如果沒有兩國的合作，全球在應對氣候變化和環境污染方面的努力將難以收到預期效果。不過，拜登政府官員3月與中國同行在安克雷奇的會面並沒有給中美關係發展帶來樂觀前景。這再次表明，兩國在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上仍然存在著嚴重的根本性矛盾。
然而，美國氣候問題特使來到上海，雙方能夠就氣候問題達成一致，這確實是一個好兆頭。這表明兩國間關係還未達到不可控制的峰頂。儘管矛盾尚存，但華盛頓和北京可以在對雙方都有利的領域進行合作。克里說，中國首次認識到氣候危機的存在，北京對全球能源轉型以及對共同致力於氣候變化的承諾表示高度關注。中國已確認參加本週即將舉行的視頻氣候峰會。該峰會由美國總統拜登發起，並邀請了包括中國在內的40個國家的領導人參加。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張家棟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強調，中美能夠在應對氣候變化等重要問題上找到共同的合作領域，這非常重要，這將有助於建立兩國新的關係模式。張家棟教授說：
“此次的中美聯合聲明說明雙方都有合作的願望，氣候問題是一個難得雙方均認可合作的議題。不過氣候合作與中美關係沒有必然聯繫，正如習主席所強調，氣候變化議題不應該與地緣政治因素摻雜在一起。在這一點上美方的觀點顯然與中方也是一致的，克里就多次表示氣候變化問題應同美中其他問題分開處理。無論如何，我認為在關係緊張之際雙方能夠有合作的意願是件好事。與特朗普時期相比，可以說是開啓了一個新的中美關係模式。即使雙方間仍然存在矛盾，但是在具體的領域有些問題並不排斥合作，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中方認為當前我們仍然處於發展中國家水平，正如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所言，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中國還是小學生，而美國和有關發達國家已經是中學生，不能要求小學生和中學生同時畢業。再加上中國的體量非常大，這也是我們談判過程中比較困難的一個議題。根據傳統思路，應對氣候變化發達國家應承擔主要責任，他們不僅需要投入更多經費，還要以優惠甚至免費的價格來轉讓相關技術給發展中國家。如此一來中國將是受益者。對此美國和西方國家很是不滿，認為中國的製造業總量和體量龐大，也應該成為一個重要的成本分擔者，希望中國能夠承擔更多、貢獻更多，而中國無疑是希望能夠延續傳統方案。這一分歧即使在奧巴馬時期中美關係良好的時候也很棘手，畢竟各國的國家利益都絕對不允許被侵犯。”
美國必須在即將舉行的視頻氣候峰會上闡明自己對解決氣候變化的承諾。而據《金融時報》報道，華盛頓正在向北京施加壓力，好讓中國達到排放峰值的計劃不是在2030年實現，而是在未來十年中期。然而，問題在於，中國仍然嚴重依賴煤炭——它在中國總能源平衡中所佔的份額超過50％。根據從事研究向清潔能源過渡問題的專家和分析組織TransitionZero的計算，中國需要在十年內關閉588個燃煤電廠，才能達到排放峰值。而目前中國有超過一千座熱電站在運營，幾乎佔世界燃煤發電量的一半。可見，計劃到2030年達到峰值已經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當然中國希望發達國家提供包括清潔能源技術在內的援助。而對美國來說，與中國的技術合作問題涉及國家安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王義桅認為，這就是為甚麼在氣候問題上的互動面臨地緣政治問題的原因。他說：
“美國當前拒絕承認中國發展中國家地位，擔心中國所謂的挑戰，完全是強詞奪理。而且美國是否能夠可持續地推行應對氣候變化的轉型政策，我認為需要打個問號。因為美國國內政治集團是將碳排放等氣候問題作為一個地緣政治工具來使用。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現在建立了不少同盟體系，要求盟友與中國脫鈎，在技術和供應鏈上去中國化。所以美國應對氣候變化也是服務於某種政治體系或者以自己為規則導向的國際秩序和國際格局的，與中方存在本質的分歧。”
西方分析家經常批評中國對煤炭作為其主要能源的過度承諾。例如，《全球能源監測》（Global Energy Monitor）指出，中國現在新建的熱電廠的數量超過全球退役的數量。例如，在2020年此類電廠的裝機容量達到38.4吉瓦。而在全球範圍內同期關閉了37.8吉瓦的燃煤電廠。克里和解振華達成一致之所以重要，還因為這些共識也包括解決這一問題的內容。雙方在聯合聲明中承認，新的資金流應專門用於低碳產業。中國以前就已把相關目標納入國內優先發展方向。今年3月通過的一項新的五年計劃表示，中國計劃到2025年將單位GDP碳排放降低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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