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政府並未對私企做過多干涉。如今，中國先後湧現出了阿里巴巴、華為、滕訊等世界級大型民營企業，中國政府開始關心，如何保證這些企業的財政風險規避以及良性發展。改革開放初期的當務之急是解決大多數人的溫飽問題，因此當時大量的中國私企都以粗放的模式經營，無視安全、生態及勞保規則，由此產生了中國當時最大的競爭優勢---大量的廉價勞動力。
民營企業逐漸成為了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動力。目前，80%以上的中國企業為民營企業。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60%來自於民營企業。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出口產品的三分之二出自國營企業，是當時的國民經濟支柱。至2013年，國營企業的出口份額下降到了11%，80%的工作崗位由民營企業提供。因此，要想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發展國民經濟，必須大力發展民營企業。
然而，實踐證明，資本的無序發展將導致社會極化過大。即特定階層的一部分人越來越富，而弱勢群體則越來越邊緣化。世界銀行數據顯示，中國的基尼系數在1990年為32.2（該系數值越大，貧富差距越大），而2010年則達到了43.7。中國的大都市，特別是沿海省份的大都市以驚人的速度不斷發展，而中西部的貧困鄉村卻始終貧窮落後。幾十年來，中國的經濟始終依託於出口創匯。因此，中國的產銷業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中央政府非常清楚，如果國家不做出調整，那麼貧富差距和社會矛盾將會愈演愈烈。
由此產生了對國庫收入按地區進行分配的原則。為西部落後省份提供補貼。國家出台的邊遠地區移民計劃也助力落後省份的發展。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卞永祖解釋說：“轉移支付是中國比較有特色的方式之一，即從中央層面加大對西部貧困地區的財政支付力度，相當於將東部富裕省份上繳中央政府的稅收轉移到貧困地區。比如西藏80%的財政收入都來源於中央政府的財政支持，若僅憑自己是無法實現脫貧目標的。
另外，我們還有扶貧搬遷措施。對於一些過於貧窮和環境非常惡劣的地區，地方政府會幫助他們搬遷到環境相對好一些的地方，以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同時在扶貧過程中，我們還確定了對口幫扶政策。通過東部沿海城市對口幫扶西部貧困省區，實現一對一的保護支持和傳授經驗，盡快推動他們實現脫貧。”
卞永祖說：“中國認為脫貧的本質上與社會問題相關，而非簡單的經濟發展，比如當地的教育醫療等體系都需要各方面的配套措施。從中國精准扶貧“一達標,兩不愁,三保障”的標準可以看出，我們與其他國家還是不太一樣。另外，我們還充分發揮了企業家的作用。不少國內有影響的民營或國營企業家都在積極地去扶貧，我認為這種方式也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的互幫互助。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在脫貧方面能夠集中全國力量去實現。”
中國則充分調動各方力量，包括民營企業，來保證國家項目的實施。例如，2016年中國國務院發佈了《脫貧攻堅規劃》，將電子商務、經濟多元化和旅遊業作為農村脫貧攻堅的主要手段。同年，阿里巴巴集團設立了2萬多個農村淘寶網點。通過這些網點，農戶們學習使用淘寶平台，建立自己的網店，從而銷售自己的農副產品。設點後的第一年，遼寧省80%的草莓產量就通過互聯網售出。此後，又有別的電商加入，如京東。2017年，全國新增9百多萬個農戶網店，這提供了2千8百萬個工作崗位。通過這種方式，農村居民的購買力也得到了提高。根據中國商業部提供的數據，一年之後，全國網上銷售額的17.3%來自於農村。
在過去的“十三五”規劃中，中國政府將脫貧、規避金融風險以及環境治理並列為“三大攻堅戰”。與此同時，全面脫貧並建設小康社會是中國的百年大計。今年恰值中國共產黨一百週年誕辰，中國政府宣稱，中國已全面脫貧。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無法將中國稱作貧困國家，或者是發展中國家（儘管中國對外稱作發展中國家，在世貿組織享受相應待遇）。
然而中國在過去的40年內成功使8億多人口脫貧，這一事實，哪怕是官方數據，也足以令人震撼。更讓人震驚的是，2020年是困難的一年，然而這一年剛結束，中國政府就宣佈了脫貧攻堅戰的勝利。而此時的世界各國還在與疫情做鬥爭，通過資金流動為經濟打氣，扶植遭受疫情打擊的民眾及企業。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在抗疫、脫貧中所取得的成就為中國政府的形象加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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