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協議會打擊美國盟友？

澳大利亞貿易部長西蒙·伯明翰表示，中國為了履行協議規定的義務，將加速購買美國產品，這可能會對與澳大利亞的貿易產生負面影響。他認為，下指令從某一特定國家/地區購買商品可能違反WTO規則以及自由貿易原則。接受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採訪的專家駁斥了這些擔憂。

根據今年1月簽署的美中貿易協定的條款，中國應在兩年內與2017年相比增加2000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和能源進口。中國恪守承諾。根據美國農業部的數據，對中國玉米和豬肉銷售量增長7倍，而棉花則是2017年水平的三倍。同期對華大豆出口增加三分之一。

中國對實現雙邊貿易目標的承諾，突然開始使中國的其他貿易夥伴，特別是澳大利亞感到擔憂。此前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呼籲中國通過雙邊貿易協定，以與美國產品相同的方式消除針對澳大利亞產品現存的貿易壁壘。堪培拉擔心中國對澳大利亞大麥徵收80％的進口稅，並禁止澳大利亞四大生產商供應牛肉。儘管中國一再強調，引入這些壁壘只是出於對中國消費者的關注——澳大利亞產品不符合中國植物檢疫標準——但澳大利亞認為，這些措施可能出於政治動機。在澳方看來，中國很快便開始從美國購買更多大麥和牛肉。其次，北京似乎是在澳大利亞宣佈需要對COVID-19疫情原因進行國際獨立調查後幾乎立即對澳大利亞產品設置了額外壁壘。

西蒙·伯明翰表示，儘管澳中雙邊貿易結構與中美貿易不同，但是由於中澳自由貿易協定，澳大利亞對華主要出口產品（葡萄酒和牛肉）仍具競爭力，堪培拉仍將密切關注中美執行“第一階段”協議的進展。西蒙·伯明翰認為，如果中國通過減少進口澳大利亞產品來解決與美貿易問題，這將引起貿易轉移效應。這不是別的，正是對世貿組織規則的直接違反。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黃衛平教授徹底駁斥了這些擔憂。在他看來，中美雙邊協議基於市場原則。 中國將購買國內市場所需數量的產品，因此這裡談不上違反WTO規則。

黃衛平教授說：“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涵蓋兩方面內容：一是基於市場原則，二是關於不可抗力因素。此次澳大利亞農產品被拒絕，並非因為中澳關係，而是產品質量本身不達標。其次，就中美協議會導致貿易轉移而言，實際上各國間每年的貿易量都不等。如果政府使用行政手段干預導致發生貿易轉移，比如明確告訴進口商不允許進口澳大利亞產品，那麼這屬於違背WTO規則。但是若只是因為市場價格或者包括衛生檢疫在內的其它原因造成貿易流的變化，那麼這是正常的貿易現象。”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經濟增速下降，國內外需求減少，中國遵守涉及價格指標的中美協議條款變得越來越困難。根據標普全球市場情報公司（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的數據，第一季度美國對華出口總額比計劃減少212億美元。這些指標與能源價格驟降有關。如果嚴格滿足價格指標的所有條件，按當前價格計算，中國每天必須從美國購買約300萬桶石油，這是美國每日石油出口總量。即使在正常條件下，這也不可能，而在中國幾乎整個季度的生產活動都處於最低水平的情況下，就更不可能了。

然而，儘管存在不可抗力因素，美國仍未準備修改貿易條款。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已對兩國協議“冷淡”了，但沒有說要取消該協議。相反，華盛頓一再強調，與中國經貿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將取決於當前協議的執行情況。華盛頓對中國通過香港國家安全法所施加的制裁要寬松得多，這一事實也間接地強調了該協議對美國的重要性。儘管特朗普宣佈政府將審查香港的“特殊關稅地位和簽證優惠待遇”，並有可能讓這些條件同樣適用於中國其他地區，但不會採取曾經讓人擔心的任何經濟或金融措施，例如禁止中資銀行進行美元交易等。股市顯然認為該信號是積極的，並對增長做出了反應。自然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由於至少沒有考慮到一些嚴厲的金融制裁（從香港出口到美國的絕大多數商品，等於從中國內地再出口，而且要交所有關稅，因此改變香港關稅地位不太可能影響兩國貿易），這意味著協議仍保持不變。中國相應地將履行它。

澳大利亞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別無選擇，只能放棄其他國家的商品，而用美國商品代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對此表示擔憂，指出不可能在當前條件下將中國的需求擴大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將購買美國商品規模增至協議規定的水平。堪培拉指出：該協議的本質是，規定了在特定國家/地區購買某些商品的量的條件，似乎這屬於受控貿易，這與WTO基本原則相抵觸。

華盛頓未必會對澳大利亞對中美貿易的抵制感到滿意。堪培拉不可能不明白這一點，因此它不太可能與主要盟友直接對抗。此外，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內，解決這一問題也不容易。對外經貿大學WTO研究院助理教授李思奇在接受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採訪時指出，儘管有審議WTO貿易政策的機制，但在該機制框架內是否履行作出的決定取決於參加國的良心，是自願的。

李思奇教授說：“另外一種途徑是通過WTO貿易政策審議機制，其他成員可以對美國或者其他成員的貿易政策提出異議，那麼該成員國不僅需要回答這些問題，並且可能還需要根據WTO秘書處的建議作出政策修改。不過在實際履行過程中，由於貿易政策審議機制不具有強制性，主要取決於成員國是否會聽取其他成員或者WTO的意見，所以約束性較小。因此若是有國家反對他國的貿易政策，確實是不太好解決的事情。”

澳大利亞現在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一方面，澳大利亞在過去28年中一直將其持續的經濟增長歸功於中國：後者是它最大的貿易夥伴，去年兩國之間的貿易額達到1520億美元。澳大利亞八所最大的大學中有十分之一的學生來自中國。外國遊客在該國所有支付中的四分之一來自中國客人。另一方面，美國仍然是澳大利亞最重要的地緣政治盟友，包括在五眼情報聯盟內。因此，澳大利亞必須在美國政策之後採取行動，有時甚至損害自身利益。例如，澳大利亞是第一個宣佈不允許中國電信巨頭華為在本國建設5G網絡的國家之一。儘管這一步可能會使澳大利亞網絡建設成本變得昂貴，此外它在5G部署方面，即數字化領域，可能還要落後幾年。

堪培拉仍然不敢出於本國利益行動。類似情形也發生在對COVID-19疫情的立場上——澳大利亞為了美國利益宣佈需要對病原進行獨立國際調查，招致中國輿論的合理批評。順便說一句，由於澳大利亞局勢差以及對亞洲民族種族主義的表現，中國遊客開始拒絕前往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前外長朱莉·畢曉普（Julie Bishop）的高級顧問約翰·李（John Lee）表示，像澳大利亞這樣的小國不可能讓自己同像中國這樣的強國玩兒“鷹派和鴿子”遊戲，尤其是在主要盟友（例如美國）沒有透露這些“遊戲”的最終目的以及可能產生的後果的情況下。到目前為止，給澳大利亞帶來的後果並非最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