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外長：疫情大流行揭穿西方“歷史終結論“

拉夫羅夫寫道，擁有完善的動員機制、明確國家利益和獨特價值平台的自足的國家表現出了更強的抗壓能力，那些輕易放棄部分主權的國家才是失敗者。

拉夫羅夫表示，雖然主要參與國際舞台事務的國家各有各的國家利益，各國應為有效解決當今時代的關鍵問題將各自的能力結合起來。

拉夫羅夫在文章中指出，現在需要各國獻上一場全球“外交交響音樂會“，同時由聯合國繼續發揮核心協調作用。他表示，希望當前的疫情危機能有助於人們意識到二戰後形成的以聯合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無可替代。《聯合國憲章》原則在當今條件下仍是規範國家間行為不可動搖的基石。

拉夫羅夫相信，像任何活的機體一樣，聯合國需要不斷進行細微調整，更好地適應多級世界地現實。他認為，也需要最大程度利用二十國集團和世貿組織等全球治理機制的潛力。

拉夫羅夫寫道，商業活動停滯、全球生產鏈斷裂都給世界經濟帶來巨大衝擊，需要幫助世界經濟度過難關，並通過集體努力確保它在危機後逐步康復。他還指出，不能允許經濟的陰霾破壞國際合作、加劇信任危機、在國際事務中挑起新一輪衝突。

拉夫羅夫認為，該任務的成功解決關係到全球各國人民的福祉，因此各國必須共同尋找能克服經濟總體衰退的新增長點。他表示，將泛歐亞空間內實施的各種一體化項目的潛力整合起來可有助於解決這項任務，俄羅斯總統普京提出的大歐亞夥伴關係倡議的目的正在於此。拉夫羅夫指出，大歐亞夥伴關係基於國際法和透明度原則，向包括歐亞經濟聯盟、上合組織、東盟成員國在內的歐亞大陸所有國家開放，可加強經濟互聯互通、提高所有參與國的競爭力，並將為建立從里斯本到雅加達的和平穩定的空間打下堅實基礎。

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最初於1989年提出“歷史終結論“，1992年出版專著《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福山認為，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