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應向中國學習才不至於技術上落伍

阿特金森在《商業內幕》自己的專欄中寫道，美國不是自己去努力，而是一味設法打擊中國。華盛頓要求中國改變其產業政策以及國家補貼本國公司的做法。然而，正如阿特金森指出的那樣，中國不可能僅憑技術轉讓或對公司補貼，就能取得現在這些技術成就。所有政府監管和規劃政策都是為了鼓勵創新。

中國政府現實中採取了許多旨在支持技術發展的大型項目。人們至少還記得“互聯網+”，“中國製造-2025”。這些文件涵蓋了需要技術突破的具體部門。實現它們的路線圖指明瞭各級官員為實現這些目標應當採取的具體措施。例如，“中國製造-2025”中制訂了這樣一些任務：在芯片、半導體、無人駕駛車、新材料、生物技術等領域，到2025年中國應該為自己提供70％的國內產品。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計劃同樣表明，到2030年中國應該成為AI領域的世界領先者，該產業價值應該積累至少1500億美元。

從中央到地方的這種政策上的規劃可以調動多種資源來實現這些目標。例如，政府計劃在兩年內建成一個大型智能電網系統。各省政府相互競爭——看在哪裡將會出現更多的“智慧城市”。結果，如今中國佔了全球約千座智慧城市的一半。不妨再看看5G網絡的部署。中國政府在最短時間內清理核查了與5G相關頻段的台站。也絲毫沒有拖延向移動通訊運營商頒發部署新一代網絡以及提供相關服務的商業許可證。

但在美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正如阿特金森指出的那樣，在美國創新只能由私人公司推動。但私營企業並不總是向未來可能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投資。畢竟對私人公司來說，盡早獲得投資回報更重要。最後，由於缺乏發展創新方面的政策性規劃，會產生許多障礙。例如，部署5G上的很多問題，就是因為在美國包括土地在內的私有財產在歷史上一直獲得非常嚴格的保護，而引進5G被許多人看作是一個從那些想在自己領地內建立基站的網絡公司身上“搜刮”錢財的機會。至於整個社會的態度，根據“世界價值觀調查”的資料，78%的中國公民認為應該更加重視創新和技術的發展。而在美國只有49％的公民持有這種立場。首先，在美國任何創新都被認為是對社會穩定的潛在威脅。工會擔心人工智能會導致裁員。普通人破壞5G基站，因為擔心它們可能產生強烈的電磁輻射，對他們的健康產生負面影響。而私人公司，如谷歌，拒絕與軍事部門合作。例如，五角大樓Maven項目因谷歌員工的眾多抗議而被終止，因為他們堅決反對允許他們開發的技術用於軍事領域。而中國，例如，並不隱瞞所有先進的技術，不管是人工智能還是新材料，儘管它們都是雙重用途技術。所有國家計劃都強調軍民融合的重要性。

一些專家認為，美國的民主制度恰恰可以促進科學和創新自由。的確，在基本技術領域，美國仍然領先於中國。儘管，比如說，就人工智能領域的科學論文總數而言，中國已經領先，但被引用最多的論文，仍然屬於美國研究人員。不過，正如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副教授龔洪烈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指出的那樣，引進創新的社會後果是這一體制必然產生的副作用。龔洪烈說：

“我個人認為，美國發展停滯的可能性不大。雖然美國受社會體制的影響，可能在一些能夠預見未來前景的技術領域確實沒有辦法做到統一的規劃和發展，但是一旦形成社會共識，大家都認為需要發展，那麼到時我想很多類似糾紛的事情應該就會消失，因為總體上大家對成本和收益都會有一個評估。另外，美國的一些現象也與社會利益集團相關，比如很多人抵制高速公路和社會基礎設施的更新，這些都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包括當前對5G的爭議也是非常大，可以說這也是社會體制需要付出的代價。但是總體上我認為這並不意味著將否定美國的發展潛力，至少從目前來看，我認為美國受到的各方面挑戰以及出現的許多問題應該還是局部的、短期的，是能夠被克服的，暫時還未出現長期持續性的危機。”

然而，有時如果沒有國家的強大支持，就不可能有技術上的突破。正如阿特金森指出的那樣，美國政府有時會積極干預這一進程。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所有學校圖書館都連接上了互聯網。在本世紀初把寬帶互聯網連到了偏遠地區。而現在，在阿特金森看來，又到了一個需要國家支持的時刻。確保技術領先的最佳方法是提升自己的能力。為此，根據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主席的計算，每年國家若提供大約100億美元資金會很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