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飛教授1959年出生於安徽省，是中國著名的俄羅斯文學研究者和翻譯家。35歲獲得博士學位，不到40歲就已出版三本專著。劉文飛認為，把俄羅斯文學介紹給中國讀者，是自己畢生的事業。他不僅翻譯了像普希金、托爾斯泰和果戈里這樣的俄羅斯經典作家的作品，還翻譯了想佩列溫、烏利茨卡婭等現代作家的作品。劉文飛本人表示，自己成為俄羅斯文學的研究者純屬偶然。他在獲獎的前一天接受衛星網專訪時回答了自己與俄語以及俄羅斯文學結下不解之緣的經歷。
記者：您從1977年開始研究俄語與俄羅斯文學。這是早已定好的選擇嗎？在過去的30多年里您共出版了多少專著和文學譯著？
劉文飛：我和俄羅斯文學的相遇純屬偶然，因為我上大學的時候很偶然地進了俄語系--但實際上我說這個話的時候還是有開玩笑的成分。我想不管當時我進了哪個系，俄羅斯文學一定會跟我相遇，比如我進了中文系或新聞系，作為一名中國大學文科的學生，不大有可能一輩子一本俄羅斯文學的書都不讀。也就是說，在中國，一個愛好文學的人跟俄羅斯文學的相遇是必然的。我倒是沒有詳細計算過，大概可能有60到70本，中間俄羅斯古典文學要多一些，當代文學少一些，其中專著和論文集有將近20本，翻譯的大概是30到40本。
記者：俄語作家的作品當時在中國翻譯的數量最多。而俄羅斯文學在當代中國的文化生活中佔又怎樣的位置？
劉文飛：在中國或在俄羅斯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俄羅斯文學在中國的影響好像沒有以前那麼大。我不完全同意這個看法，當然50年代的時候，因為中國和蘇聯關係特別好，所以介紹到中國的蘇聯文學特別多，甚至二流、三流的作品也介紹過來了。文革時期，中國禁止閱讀外國文學書籍，蘇聯文學也被禁止了，但改革開放之後，俄蘇文學同西方文學、英美文學一樣，像一股潮水一樣湧進了中國。我們會覺得，英美文學、主要是美國文學在中國的興起會擠壓俄羅斯文學、尤其是蘇聯文學在中國讀者心目中的地位。但我覺得中國人對當代俄羅斯文學接受得還不錯，我們每年大概會翻譯20本左右的當代俄羅斯文學作品。我想就規模而言，其他國家引進俄羅斯文學作品的數量未必會超過中國。所以我覺得當代俄羅斯文學在中國的狀況、被介紹的規模和程度是不亞於任何一個國家的。我尤其喜歡的一點是，當代的俄羅斯文學在中國真的是文學了，不像在50年代完全是友誼的替代品，也不像在上個世紀時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我經常說，俄羅斯文學在現代中國終於能回歸文學自身了。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儘管讀者可能少一些，但我覺得依然很好，因為現在愛俄羅斯文學的人是真正愛文學的人。
記者：古今中外，文學作品在一個人的精神生活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一些作品可被稱為"生活的教科書"，另一些作品則起著啓蒙和教育的作用，還有一些作品給人帶來美的享受。您對近年來中國翻譯的當代俄羅斯作家的作品所要承擔的主要功能和使命有何看法？
劉文飛：我倒是覺得您剛才有一句話說的特別好，就是文學作品對人的生活的影響是非常深刻和巨大的。當然，您剛才也提到一個名詞，就是文學有可能是生活的教科書。但是我們很長一段時間把這個概念的理解太意識形態化，太政治化了。我們以為讀了文學就是要教會你怎麼去生活，教會你怎麼去面對現在的秩序和體制，甚至通過閱讀文學去愛上某一個領袖，去呼應個人崇拜的傾向，我覺得這樣的導向就不對了。如果說文學是這種意義上的文學教科書的話，那我們還不如不要這樣的教科書。當然文學總歸是一種教科書，但我更希望對文學的閱讀更偏重審美的角度，我覺得文學更多地是一種給人帶來愉悅、帶來審美樂趣的東西，而不是教會你怎麼生活，怎麼去教育別人，怎麼去改良社會，我覺得文學可能起不了這樣的作用。從這樣的美學觀和文學觀出發，我覺得我們現在對俄國文學的接受可能會有這樣幾個動機，或者說俄國文學在當下的中國有幾個作用。我覺得第一個就是讓我們能看到俄國人是怎麼生活的，當代的俄國人是怎麼生活的，他們是怎麼思考的，他們是甚麼樣一種心態，他們對生活是怎麼看的，因為中國和俄國有很多相像的地方，當代俄國人的生活狀態對於中國人來說當然是有啓示的，這是第一點。第二，我覺得各個國家的文學中間有獨特的審美價值，比如說我們看一看俄國當代文學和古典文學以及白銀時代的文學有何不同，也就是從文學本身來說它有哪些新的特點，這些東西對於我們來說還是有意義的。第三，我覺得把俄國文學介紹到中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讓中國的當代作家、中國當代文學從中借鑒到一些東西，因為各個國家的作家都在獨自地寫作，他們彼此要東張西望和互相借鑒。我們介紹俄羅斯的當代文學到中國去，可能主要會有這三個動機或者三個目的。
記者：您認為迄今為止在自己的翻譯和學術活動中最主要的成就是甚麼？
劉文飛：那我覺得可能還是對普希金的翻譯和對布羅茨基的介紹。
記者：是否有您早就想譯成中文但暫時還沒有翻譯的書？
劉文飛：我想還是有的，比如說布羅茨基的詩歌我是想把他全部翻譯過來，但是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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