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列什金稱，“我們已經走到了相當長的一段經濟政策的盡頭。我認為，它已經持續了30年。這曾經是一個積極的全球化時期。我們作為經濟學家，知道它為世界經濟帶來了重要的、積極的附加值因素。”
奧列什金補充稱，“問題的實質在於，這種附加值甚至在個別國家的國內分布都不均勻，在一些國家之間的分布就更不一樣。這是個關鍵問題，它會導致政治格局變化。”
他同意數字化及技術差距導致形勢惡化的觀點。他指出，“各國國內和國際上的社會經濟政策中的基本構造如不發生改變，這個問題就無法解決。我們只會看到去全球化、民族主義增長這樣的趨勢會不斷增加。我認為，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取決於每個國家的國家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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