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開始就歐中全面投資協定進行談判。該協定將成為調節中歐投資合作的統一機制，取代中歐間現存的所有雙邊投資協議。該文件應有助於促進歐盟投資者進入中國市場，反之亦然，也可促進中國公司進入歐洲市場。它應消除對外國投資者的歧視做法，建立投資保護機制，確保外國和本國公司遊戲規則的平等，並推動可持續發展，包括促進投資者遵守基本的環境和勞工標準。
對於歐盟而言，該協定不僅在經濟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都具有戰略意義。布魯塞爾對中國正在積極發展與歐盟國家的雙邊關係，經常繞過歐盟的超國家機制感到不滿。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在17 + 1峰會框架內建立了一種合作形式。中國還建議中東歐國家在17 + 1形式框架內建立一個類似真正的國際組織的聯合秘書處。迄今為止，中國僅限於創建17 + 1基礎設施投資基金。西歐發達國家擔心中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迅速增長。因此，布魯塞爾非常希望與中國建立超國家機制，以規範中國與歐盟國家之間的貿易、經濟與投資合作。
然而，歐盟與中國就全面投資協定的談判進展緩慢。首先，當事各方開始討論協定的具體文本時遇到一些矛盾。布魯塞爾對中國許多行業都禁止外國投資不滿。中國控制資本流動的規則也造成一定困難。保護知識產權和技術轉讓的機制仍未解決，由於歐盟的主要盟國美國已掀起了一場全面的貿易戰，歐洲人現在對這一問題尤為敏感。
實際上，也正是由於美國的所作所為，歐盟與中國的投資協定一再被推遲。在2018-2019年間，對於北京而言，解決與美國貿易矛盾的必要性更加凸顯。在2019年底前與歐盟的談判進展非常緩慢，這個問題甚至都不是優先事項，因為中國在盡全力與美國達成“第一階段協議”。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陳鳳英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指出，只是因為中美前線的不確定性，中歐協定的談判進程才變慢了。
陳鳳英專家說：“我認為中美、中歐談判的重要程度不分先後，只是在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達成的前提下，我們將更有精力和能力與歐洲進行談判。另外，投資保護協議具有一定的基礎，包括去年進行了中歐地理標識談判等等。因此我認為有這些基礎和條件，中歐談判早已經在進程中。”
陳鳳英專家指出，新冠疫情對峰會的舉行構成了威脅，目前還沒有具體的應對方案，但現在很難預測到那時歐洲能否成功應對疫情。
陳鳳英說：“我認為目前最大的困難可能還是歐洲的疫情，因為歐洲的疫情還在高發期，同時歐洲各國的處理能力也參差不齊。至於其他的主要障礙應該不多，其中地理標識談判是非常重要的環節，涉及到知識產權和所有權的問題，而這一談判去年便已進行。再加上中國當前的對外開放最終將走向市場化，所以至少從中方的角度來看，障礙不是很大。”
中國的確在滿足外國投資者方面向前邁出了一大步。去年禁止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大大減少了。中國放寬了對外資獲得銀行、保險和經紀服務的限制。最後，去年通過了一項新的外商投資法，根據該法在中國市場外商與本地公司擁有相同的權利。
由此可見，一旦疫情得到控制，則有充分理由相信，全面中歐投資協定將在年底之前簽署。由德國主持的萊比錫峰會應有助於促進這一進程。首先，德國，作為主張鞏固歐盟對華關係的國家，將因此在自己的盟友眼中獲得更多的政治分數。此外，對於德國而言，中國是最重要的貿易夥伴；面對危機，德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需要擴大其市場。考慮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中國將以最少的經濟損失走出目前的危機，進而成為許多國家增長的火車頭，德國也許不會錯過搭乘這個火車頭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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