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資本外流設障

從中國有關部門發佈之日起到明年九月，將禁止100億美元以上的“特別大額”對外投資項目、國有企業境外購買或開發中方投資額在10億美元及以上的大宗房地產、中方投資額在10億美元及以上的非主業大額並購和對外投資。另外，香港《南華早報》援引消息人士的話稱，國家外匯局上海市分局已經通知各銀行負責人，境外支付金額超過500萬美元的業務都需在北京辦理。

為資本流動設障是在中國該領域打破兩個世界記錄和一個“反記錄”的背景下發生的。9月底獲悉，中國境外直接投資在連續13年增長之後，其規模第一次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把日本擠到了第三位。另一記錄則表現在，中國今年購買境外資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到今年10月並購和吞併的資本金額超過1200億美元，絕對創世界最高紀錄。

“反記錄”則表現在資本的外流上。現代發展問題研究所專家馬斯連科夫在接受衛星網採訪時特別注意到這一點。他指出，中國官方對其設障表明承認問題的存在。馬斯連科夫說：“就資本外流規模而言，中國目前顯然無人可比。這一趨勢最近一年半表現得尤為明顯。它時而加快，時而放緩。據估計，中國企業債務已佔GDP的160%，並繼續增長。企業界明白，遲早這個巨大的泡沫要會破滅的，所以都在設法免遭可能的損失，資本在各種幌子下流入境外。外流的另一原因是企業外債的服務費在升高。這與美元匯率上升有關。12月14日美聯儲可能的加息更加劇了外債服務費上升的壓力。而支付外債服務費，就意味著資本的外流。所以中國外匯局試圖對其監控，因為這種外流需要用降低國際儲備來補償。而這已經關乎全國的金融穩定。需要調節貨幣流，免得企業外債服務費破壞國家的金融穩定。”

中國金融部門加強對資本外流的控制，也有可能與持續至今的反腐有關。影子資本經常通過完全合法的途徑流入境外，因此政府為此設置額外的障礙。

除此之外，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也呈加大趨勢。它目前的貶值速度也是空前的。專家們不排除會繼續貶值。國際金融分析家們對此做出的預測相當悲觀。考慮到境內外人民幣的並存，自然就有可能出現各種操縱其匯率的現象。遠東研究所專家別爾格爾認為，這些被操縱的人民幣也會給金融穩定造成一定、甚至大的打擊。別爾格爾說：“這裡指的是，在全球和中國金融和經濟形勢不明朗的條件下，資本外流加劇。中國金融監管部門希望制止人為操作，包括打著投資的幌子把資金轉移到境外，或者存到風險較小的基金會。這是‘熱錢’，它們時而來，時而去。哪怕在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波動很小的情況下，也想從兌換中獲得點好處，而且是逃稅的。”

根據聯合國2015年報告的數據，中國四分之一的境外企業虧損，只有一半盈利。中國境外投資低效的主要原因，在專家們看來，是對境外市場工作條件的無知，以及當地玩家的競爭。這些無情的統計數字也促使中國政府強化監管措施。馬斯連尼科夫認為，其背後也能發現希望製造外部效應的意圖。

他說：“需要給國際投資者吃定心丸，即形勢還在可控之下，因為資本外流加劇馬上就會引起懷疑，在中國可能遇到債務服務費上升帶來的風險。而這也會給全球投資者同中國資產的業務造成不願看到的後果。”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化與中國現代化問題研究所所長王志民認為，中國政府在調解境外投資方面採取的新舉措是為了在全球經濟低迷和國際貿易不振的背景下減少風險。

王志民說：“當前世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全球貿易投資也呈下降趨勢，而與此相反，中國的海外並購卻在逆勢上揚。今年上半年中國企業海外並購總額1340億美元，今年前9個月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同比增長50%，至1459億美元。今年前9個月的投資額已經相當於去年一年的投資額。中國如此高的投資額和進展速度與整個世界投資趨勢都成相反趨勢。

“首先，這些進行對外投資的企業大部分都是國有企業，國家是出資人，投資一旦遭遇風險，這既是國家的損失，也是人民的損失。所以政府現在要對海外投資進行監管。此外，今年5月，國家發改委頒布了《境外投資項目核准和備案管理辦法》，對於中方投資額3億美元及以上的境外競標或收購項目需要向國家發改委備案。中國現在整體的監管方法是備案式管理法，也就是說尋求海外投資的企業不需要經過很長時間的審批，只需要向有關部門備案，那麼這種管理方法就很容易出現風險，在此過程中已經出現了資本外逃及外匯違規等多起投資違規案件。有關部門也正是發現了這些問題，才決定對投資企業採取備案為基礎，同時加強管控、防範風險的管理方法。而且，中國的企業不同於西方企業，‘走出去’的企業大部分都是國有企業，‘走出去’又是一種必然趨勢。政府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既要企業“走出去” ，又要不違規。中國以前的管理過程中會出現這樣“一管就死，一放就活”的現象。所以現在採取備案制和管控結合的辦法，進行有限度的引導性管理，同時也要注重投資前的保險和風險評估分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