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衝突在中國因各種經濟項目而強徵農民土地也時常發生。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發生在廣東烏坎村的事件：數千名村民在長達三個月的時間內定期舉行示威，抗議非法盜賣村民土地。問題的相似性反映了土地私有制中存在的問題。
4月當地警方逮捕了幾名擾亂社會秩序的村民。這引起了當地居民與警方間的衝突，結果有38名警察和官員被村民押為人質。其中幾人後來被交換回來，三人逃跑，但還有19人，一直被關押到週六，4月22日。
整個一個星期都在試圖解決人質問題。河內市人民委員會主席阮德忠提出與同心村代表在距事件發生地數十公裡外的一個縣中心會面，但是村民堅持就在村子會面。僅在這位官員到了同心村後，談判才得以舉行，最終人質被釋放，但他許諾將重新審視土地移交問題，不會追究參加劫持人質的村民的責任。
第二，城市，尤其是像河內這樣的重要城市，不可能不是公共政治的空間——這也是整個東南亞的趨勢。同心村土地糾紛處理得好壞，直接關係到阮德鐘的政治生涯。如果說使用土地的是個抽象公司的話，那麼解救人質的卻是個具體的人。
第三，同心村事件再次表明瞭媒體和社交網絡的作用。最初對該事件的報道，甚至在越南國家媒體中也都存在很大差別。但是隨著局勢的發展給人一種感覺：似乎其中的許多媒體支持抗議的村民，或者對他們表示同情。社交網絡表現得更突出：甚至有人稱，一些人持刀鎮壓示威者；還有人說，村民向關押著人質的房子投擲燃料，以此抗議鎮壓。事發地點的照片，如同簽署的文件一樣，瞬間出現在社交網絡上。
不排除正是因為媒體對該事件的及時報道才促使了和平解決這場土地糾紛以及河內市政府行為極其謹慎的可能性。百姓的示威活動給好好地上了一課，今後很有可能土地所有制問題將經常成為媒體的熱門話題，就像去年Formosa工廠事故造成的生態安全話題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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