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員代表團由8名最大反對黨民主黨成員組成。韓國議員為為期三天的訪問中計劃在北京同政府官員會面，包括外長王毅，還將同專家們見面。《韓國時報》稱，議員將努力讓北京息怒，緩解中方對韓方因此施加的壓力。
香港《南華早報》援引在吉林大學任教的朝鮮半島問題專家孫興傑的話報道稱，這也許是個商業決定，但大家都知道，中國行動的背後實際上隱藏著甚麼。孫興傑警告說，兩國經濟上的緊密關係很有
可能會進一步受到外交關係緊張的影響。就2016年而言，中國仍是韓國的最大貿易夥伴。而韓國在2016年初一舉擠掉日本，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中日經貿關係因政治關係降至戰後最低水平而出現大跌。
觀察家們認為，中日關係的冷淡才是中日韓峰會未能像日方作為組織者建議的那樣如期舉行的主要原因之一。2016年12月19-20日曾被定為可能舉行的日子。但三方背著沈重的包袱走入了2017年。暫時還看不到能在東京提議的2月10日舉行的跡象。
似乎近期也未必能消除北京對薩德問題的擔憂。何況首爾高層的不穩定性以及美國新當選總統特朗普團隊外交政策的不明確性，更不是消除這種擔憂的前提。因此可以推測，北京很有可能近期不會對日本推遲峰會的建議做出明確回應。
還有一個不久前重新讓中日關係緊張的問題。這就是，日本國防預算連續四年攀升，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必須對“中國威脅”作出反應。新年前夕，就在宣佈三國峰會舉行的新的日子後，日本政府批准了新的前所未有的國防預算。將從2017年4月執行。預算高於去年1.4%。日本軍事開支也因此從2012年安倍晉三擔任首相以來連續
五年遞增。日方表示，擴大預算是因為日中東海島嶼爭端引起的關係緊張不斷上升，以及朝鮮的核威脅。遠東研究所日本問題專家基斯塔諾夫就此評論道：“中國在自己的地區戰略中，尤其是在東亞，當然會考慮到這一點。這自然也會對雙邊關係造成影響。緊張也會升級，但我認為，理智會佔上風，這種形勢不會導致戰爭衝突。”
遠東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拉林指出，“日本認為自己需要資金遏制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但中國則認為這是對自己極其不利的事實。何況日本背後還有美國的實力。顯然，日本的這些步驟是與美國維護自己在東亞乃至亞太地區地位和軍事存在的努力是同步的。因此這裡未必能期待中方會做出甚麼平和的反應。總之，這是能導致東亞緊張升級的一個步驟。”
黑龍江省社科院東北亞研究所所長笪志剛在回答時至今日是否已經消除影響三方舉行峰會的障礙時回答說：“這些障礙並沒有消除。例如薩德問題，韓國軍方此前已經表態，該國將在今年5月前部署完畢。關於日本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問題，這已經是日本和歐盟共同做出的定論。我個人認為，日本提議2017年2月舉行中日韓三國首腦峰會，有其深刻的背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任之初的執政方向以外交為主，在推出“安倍經濟學”後以發展經濟為主。近日安倍訪問了夏威夷珍珠港，這折射出一個重要信號——隨著東北亞地緣政治的複雜變化，安倍晉三今年又要進入一個以外交為主要方向的年頭。從這個角度看，安倍與奧巴馬的最後一次會談以及日美之間的一系列和解，都將被日本視為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謀求和解的範例。
“如果安倍將2017年定義為新的外交之年，這將與上任初期宣揚的所謂‘俯瞰地球儀’式的外交策略一脈相承，日本今年將以大國外交和周邊外交為重點。例如，去年年底，日韓已經簽署了慰安婦問題和解協議及《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可以說，日美和解的其中一個重要外交戰略意圖就是——將日美和解的模式向日韓關係和中日關係滲透。日本此次提出2月份中召開日韓峰會，不僅是商討三國經貿、區域合作問題，也是希望利用日美和解的模式，加大對中日韓三國之間關係的影響。希望各方盡釋前嫌。而且我們能夠看到，日本在日美和解問題上，實際上沒有付出很大代價，日方並沒有謝罪、道歉和反省。
“至於薩德部署和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並沒有消除。薩德問題在中韓之間未來依然是敏感問題。關於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問題，日本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表態了，這對中日關係的衝擊會隨著時間慢慢淡化。但是，中日之間一直存在的原則性問題，如領土問題、歷史問題等等不會像日美和解一樣輕易消除。日本想借中日韓峰會的舉行，以日美和解模式推動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的和解，難度是很大的。不過中日韓三國峰會如果能夠順利召開，至少說明一點——日本對韓國的外交已經進入了‘後樸槿惠時代’，隨著韓國內政局的變化，對日本而言，再漫長地等待樸槿惠事件塵埃落定，已經沒有太大的戰略意義了。因此日本提議加快推動中日韓峰會的召開，為推行本國的外交政策謀求更好的時機。”
中日韓峰會從2008年開始舉行，曾在2013、2014和2016年中斷。2017年能否結束中斷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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