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企業要求繼續與中國進行貿易談判

所謂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是在特朗普政府快要下台時於 2020 年初簽署的。根據該協議條款，中國必須在兩年內比2017年的水平增加20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進口。此外，中國在該協議中做出了重大讓步。畢竟，如果美國像中國最初認為的那樣增加高科技產品的進口，那麼增加進口的問題可能就不存在了。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費國。他購買的芯片的價值比原油還多。

然而，華盛頓不想這樣做。首先，在技術方面，美國將中國視為主要競爭對手。這就是為甚麼美國人一直限制中國獲得先進技術，包括芯片生產的原因。此外，對於簽署協議的特朗普來說，支持對自己來說的關鍵選民——農民和工人很重要。這也影響了該協議規定的產品範圍：重點是增加中國對原材料和農產品的採購。

原則上，這些產品絕非美國特產。中國完全可以從其他出口商那裡購買到這些產品。順便說一句，例如澳大利亞當局就多次指出，美中貿易協議可能會對其他依賴向中國出口原材料的國家的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但是，中國還是簽署了這份包含中方義務的貿易協議。為保證中國履行義務，美國決定對中國大部分出口商品保持進口關稅。目前，總計價值 36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需繳納高額關稅。前美國政府曾模糊地表示，如果第一階段協議得到實施，將會有一個更大的貿易協議，其中包括修改關稅政策。

然而，問題是全球很快就被 COVID-19 大流行和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所籠罩。事實證明，中國是第一個面臨大流行的國家。而經濟困難也沒有讓中國在最初計劃的範圍內履行協議。根據皮特森世界經濟研究所的數據，去年中國購買的美國產品比協議規定的少 40%。而今年的缺口可能達到30%。

起初，北京還指望美國新政府對雙邊經濟合作能採取更加務實和建設性的態度。但事實證明，拜登的“進攻性”絲毫不減。他不僅為北京和華盛頓的關係增添了新的“熱點”——尤其是與人權問題相關的制裁，還擴大了禁止美國人投資的中國公司的名單。拜登曾宣佈修改特朗普簽署的貿易協議，但修訂過程已拖延了六個多月。這開始給了人一種印象，即美國與中國的貿易狀況仍處於不確定狀態。實際上，美國商界目前的信函正是為了恢復解決貿易問題的進程。

不過，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助理院長賈晉京懷疑，美國企業的努力會改變美國政府的做法。在他看來，華盛頓官方不會聽從企業的意見，並準備把與實現政治目的相關的所有成本轉移到企業身上。賈晉京專家說：

“目前來看應該是無法樂觀期待，因為中美貿易談判能否重啓並不取決於美國商業團體向政府施加的壓力。實際上早在2018年特朗普政府開始大規模加徵關稅的時候，美國政府部門和國會就多次舉行了針對商業團體的聽證會。當時絕大多數團體都是持較為強烈反對的態度，其中不乏知名大型企業，畢竟加徵關稅的實際納稅人就是美國的進口商。然而這些都沒有改變美國政府加徵關稅的決定。”

事實表明，加徵關稅無助於解決美國貿易逆差問題。即使在危機時期，中國也在努力增加進口。例如，根據來自海關的統計數字，7月份中國對美出口增長13.4%，而自美國對華進口增長25.6%。然而354 億美元的不平衡仍然存在。中國供應了全球 14% 的用於製造成品的中間產品。事實上，這正是美國企業所擔心的。畢竟，美國仍然被迫購買被徵收關稅的中國商品。賈晉京專家指出，這也刺激了不平衡的增長。他說：

“從貿易規模來看，在現行的關稅政策下中美雙邊貿易規模仍然在上升，並且上升主要體現在美國擴大了從中國的進口。另外，目前中美之間的商貿活動也還存在著一些其它問題，而這並非完全由加徵關稅所致。比如美國多方面對中國進行無端指責、甩鍋，甚至阻礙中美貿易，特別是在科技領域。這些綜合因素實際上都對中美貿易大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美國商界代表在信中表示，中國還是兌現了一些重要承諾，包括為美國金融公司開放當地市場，降低美國農產品的行政壁壘。早在2020年中國政府就取消了對銀行、保險和經紀行業的外資股比例的限制。在此之前外資參股比例不得超過 51%。限制解除後，摩根大通成為首家完全控制其在華業務的公司。其他主要的世界參與者也以其為榜樣，緊隨其後——瑞銀集團、野村控股公司和瑞士信貸——還申請擴大與中國合資企業的股份。

對中國發動貿易和技術戰，絕對不利於美國企業。早在 2018 年當華盛頓對中國電信巨頭華為實施首次制裁時，包括高通、英特爾、美光科技公司在內的美國公司就損失了 100多 億美元——這也是華為購買的電子元件的價值。因此美國企業很可能會繼續為自身利益進行遊說，並敦促美國政府恢復與中國的對話。問題是，如果說特朗普儘管表面上咄咄逼人，但其本質仍然是一個商人的話，那麼拜登則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冷戰政治家——他優先考慮的是意識形態和政治原因，而這有時與經濟利益相違背。在這種情況下，貿易對抗和關稅限制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無論如何，正如賈晉京專家所強調的那樣，中國不會屈服於壓力。就北京而言，它已經在盡可能地履行協議規定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