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媒體立即對這些號召作出了反應：建議要把來源於工人和農民生活的題材作為製作影視產品的基礎。為此應當在人民中間生活，學習他們的正確人生觀。嚴控藝術和文化，限制思想自由近來日趨明顯。有可能重拾文革時期的方法——思想危機的特徵，英國《衛報》認為。
《美國利益》網刊稱，許多西方觀察家認為中國實力的增強是當代面對的挑戰之一。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就是“基於中國實力的不斷增長”。但是“美國精英並沒有發現成功開始漸離這個國家的事實。”許多專家認為，“中國專制的生命力日益接近自己的盡頭。”“在當今的中國有許多會在將來爆炸的定時炸彈。”但是可以由此得出中國模式已經喪失了自己的生命力的結論嗎？北京對外交往的活躍以及它對鄰國的強硬言行，可以被看作是在試圖轉移人們對國內日益嚴重問題日趨嚴重的視線。中國為了獲得國際地位、實現外交野心，不得不動員社會。如果這種推測屬實，那麼到了應該思考中國衰落可能給國際社會帶來風險的時候了。中國衰落帶來的風險對全球產生的後果要比它實力的增強嚴重得多，《美國利益》網刊的文章寫到。
日本JB Press的文章稱，在APEC北京峰會期間，中國呼籲亞洲國家共同發展亞太地區，各國經濟聯手改善基礎設施。習近平對參加峰會的各國代表形象地比喻到，歡迎世界各國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實際上習近平等於宣佈建立新的亞洲基礎設施。其背後隱藏著打破西方國家建立的舊有國際秩序、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新秩序的企圖。這是對日本和西方建立的國際金融體系的挑戰。亞洲開發銀行對中國的倡議感到擔憂。後者的主要創建者是美國和日本。亞洲開發銀行創立於1966，已經運作了48年。在整個這段時間里，行長更換過9人，他們都是日本公民。1986年中國也加入了亞洲開發銀行。但是，它參加銀行項目的份額不大。作為彈潛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對這種不平衡感到不滿。中國對自己的代表不能擔任行長也不滿。有鑒於此，中國在2013年7月宣佈建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而在10月推出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方案。亞洲開發銀行對這種趨勢尤為警惕。亞洲開發銀行向道路和電網建設等基礎設施項目注入了巨資。而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打算投資同樣的項目。亞洲每年對鐵路和其他道路建設的需求為80萬億日元。中國正在貪婪地注視著這個市場。北京打算憑借自己的世界上最大一筆儲備貨幣（4萬億美元）和傾銷政策佔有這個市場。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就是用來讓這一政策變成現實的工具。而中國人民幣將來應成為國際貨幣。中國將承擔起亞洲經濟和基礎設施發展的擔子。那些希望在這一過程中獲得利潤的國家，應當舉手。這裡出現一個問題：如果中國用手指招呼日本，日本會做出回應嗎？儘管日中恢復對話，但在兩國政治摩擦的條件下日本不會如此簡單地坐上這趟“快車”。對東京來說，很難加入到以中國為中心的結構中去。難道未來的亞洲必須按照中國的法律存活嗎？——日本JB Press最後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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